的条件异于普通人，需要经过三问，且只有在情理重害而坚不吐实的情况下，才能刑讯。对待品官之所以与常人有异，从该诏令中可知是基于尊重有爵禄之人，体现皇上体恤臣子之心。故而范致虚认为皇城司的这些口供显然没有经过三问的程序，应当予以排除。

　　这话让诸位判官、推官都无语了，蔡京当即反对道：“虽然有所谓三问之制，但是一来本案中人犯有官爵者只有孔若虚，而今孔若虚已经伏法，孔若蒙并无官爵，孔家大部分人也没有官爵，也就不能依三问之制，二来本案案情重大，私藏甲胄弩弓、勾连江湖匪类，伏杀朝廷大员，这等灭门亡身的大罪，怎么可能轻易招认，若不用刑，恐怕难得实情。三是皇城司似乎不在三问的法司之列吧！”

　　蔡京果然是好口才，一番话将范致虚说得哑口无言，在蔡京看来，本案事实俱在，已经没有什么可说得，可以直接进入量刑环节了，蔡京根本不愿在这些事情上浪费时间，官家既然要尽快结案，自己就按照官家意图办就是了。

　　蔡京接着说道：“凡讯问之法，鞫情之术，有正，有谲。正以核之,陈枢是也。谲以擿之，王璥是也。术苟精焉，情必得矣！”

　　蔡京主张就案卷事实对人犯直接展开讯问，大宋的司法讯问承袭唐制，还是五听之法。即：辞听、色听、气听、耳听、目听。辞听是“观其出言，不直则烦”；色听是“察其颜色，不直则赧”；气听是“观其气息，不直则喘”；耳听是“观其聆听，不直则惑”；目听是“观其眸子视，不直则眊然”。

　　按照刑统规定，凡审理案件，应先以情审察辞理，反复参验；如果事状疑似，而当事人又不肯实供者，则采取拷掠以取得口供。大宋的司法，只要人犯认罪伏法，又没有其他的可疑情状，就可以定案了。

　　卷宗上孔家所犯之案如此众多，涉及的人犯也是非常之多，怎么讯问也是一个问题。

　　赵挺之建议，先提审孔若蒙，落实孔家私藏甲胄弩弓和勾连江湖匪类伏杀郑侠一事，然后孔家众人所犯之案，三位推官分别提审，若是没有问题，就依法审断，若是有情状不符或者人犯喊冤的，由诸位判官推官一道会勘。

　　赵挺之的这个提议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赞同，于是范纯礼签发牌票，令皇城司将孔若蒙押解来，供置勘院审断。童贯亲自带队，领着皇城司精锐亲事官将孔若蒙押解至置勘院，当然也少不了对孔若蒙谆谆教导一番。

　　此时的孔若蒙怎么不知，要置孔家于死地的是赵官家，任他巧舌如簧，只不过是增加自己的皮肉之苦罢了。范纯礼领着诸位判官推官在置勘院二堂讯问孔若蒙。

　　为了尊重他圣人苗裔和原奉圣公的爵位，范纯礼令衙役将他的械具去掉，然后诸位判官和推官们开始对着案卷和孔若蒙核对，没想到孔若蒙全盘承认，无论范致虚怎么暗示，孔若蒙都咬定说辞，范纯礼并没有参与讯问，而是在堂上仔细观察着孔若蒙。

　　将其讯问完后，范纯礼将孔若蒙还押皇城司，与一众推官判官们讨论案件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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