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开支膨胀部分地消耗了这一收入。因此笔者匡估,这一时期清廷的财政收入大体应在5000-6000万两之间。清代财政收入的飞速增长是在光宣之际,兹将此间的收入情况列表如下。(见下页表2)
由表2数字可以看出,在光绪十二年(1886)之后的十年间,清廷财政收入始终保持在8000万两以上,比嘉道年间的4000余万两多了一倍。不仅如此,至光绪三十四年(1908),清政府的岁入突破两亿两关口,用了五年时间便使规模又扩大了一倍。相较之下,晚清财政收入规模的扩张速度比前清要快得多。
表2光、宣时期财政收入一揽表(注:《清史稿》卷一二五,食货六;刘锦藻撰:《清朝续文献通考》卷六六,国用考四;卷六七,国用考五;卷六八,国用考六。)
**战争后,中国经济发生了深刻变化。随着外国的商品倾销和资本输出,原来以个体生产为基础的自然经济逐渐走向解体,已有的资本主义萌芽在外国资本的影响和刺激下进行了技术改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得以产生并有了初步发展。清政府为“自强”、“求富”,在政策上对工商业发展逐渐由抑禁转为认可和鼓励,对于外国先进技术亦主张积极引进。洋务运动期间及以后,西方科学着作不断被翻译介绍到中国,实用技术也伴随着外资的侵入及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源源而来,从而促进了近代工业经济的发展,提高了经济效益。就冶铁工业而言,光绪二十六年(1900),全国生铁产量25890吨,三十一年(1905)为32313吨,宣统二年(1910)骤增至119396吨(注:杜石然等编:《中国科学技术史稿》下册,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83页。)。这一巨大成就无疑归功于近代冶铁技术的传入与应用。美国学者费维恺认为,“近代前的”经济扩张是一种“低度开发”,是在落后状态下的成长;“近代性的”经济成长则是由于科技不断进步而形成的(注:(美)费维恺:《清代经济史与世界经济史》,载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明清档案与历史研究》上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93-394页。)。这一观点比较中肯,也适用于前清与晚清的经济发展状况。晚清的经济发展与技术进步使财政收入因财源扩展而增加,这一点是前清无可比拟的,其财政收入规模也达到了后者难以想象的扩张程度。
直至同治、光绪年间近三十年的恢复,清廷的财政收入才勉强恢复到8000万两左右的规模,但刨去各项开支后,每年所剩不过数百万两甚至不敷使用,有时甚至要靠短期借债方可度日。据不完全估计,慈禧太后在庚子年前的主政时期,清廷的财税收入仅占全国gdp的3%
1911年前后,全国财政收入接近3亿两(1885年为7700万两),其中农业税增至5000万两(1885年为3000万两),各种杂税约4500万两,商税则超过2亿两,成为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组成部分。
在周志纯所着的《晚清财政经济研究》第259页,有一组有关晚清政府财政收入占生产总值的比重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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