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到北方边塞市场去；同时，边塞市场蒙古、女真的大量土特产，皮毛、畜牧业产品、河套地区出产的甘草、枸杞，辽东的人参貂皮鹿茸等等，也要运到南方去。

　　南北之间，互通有无。然而，在这个让人大赚特赚的好机会面前，却出现了一个矛盾——物资运输量出现了惊人的剧增，但京杭大运河的运量有限的，而且还要有限保证官府物流运输。要运送的东西成倍增加，路就这一条，还这么窄。

　　瓶颈问题出现了。

　　怎么解决呢？很简单，也容易——再开辟一条路呗。

　　于是乎，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商帮，和他们运用频率最高的一条商路，出现了。

　　这就是山西晋商的茶马道。

　　“南茶北马”在明朝隆庆万历之前，其实就有了，但是规模有限，声势还不大。随着“俺达封贡、经略辽东”的实现，这条路迅速繁荣起来。

　　由此导致，在明朝隆庆万历年间，汉口，成了另一条重要性仅此于大运河的南北大路，中继点、货物集散地、批发零售中心。

　　从南方福建来的茶，一直走水路，到了汉口，就要准备舍舟上路，改走旱路了；从北方南下的牲畜与各种畜牧业产品、山货土特产，以大宗批发形式到了汉口，就不在继续南下，而是在这里改大批发为小批发或零售。这样一样，汉口就成了东西方向（长江水运）、南北方向（河南旱路转鄱阳湖水运）这个大十字架物流渠道的中心。同时，又是商品的集散经销中心、转运中心。

　　所以到明末的时候，地理学家刘献廷在他的著作《广阳杂记》中，曾提到天下的繁华景象，总结有“四聚之地”——北京师、南佛山、西汉口、东苏州。

　　而湖广是世祖李来亨的龙兴之地，汉口是楚闯早期最重要的经济中心之一，地位更胜于随州、襄阳。

　　世祖朝后，汉口城市得到朝廷的政策倾斜，商埠通衢要地的优势地位，又一次次大大加强了。

　　明朝的俺达互市，仅限于漠南蒙古土默特、鄂尔多斯、喀喇沁等少数部族。

　　到了大顺，随着大顺军对漠南、漠北、漠西蒙古的全面征服，把整个西域、蒙古，甚至一部分中亚河中地区都纳入版图，北方草原市场对茶叶等南货的需求量继续剧增。

　　而且这个时候在北方还出现了一个新邻居，那就是在贝加尔湖以西和大顺已经直接接壤的俄罗斯帝国。

　　俄国人喝茶的嗜好，一点不比中国人差。他们和蒙古人相同，也是喝发酵的红茶、紧压茶。所以大顺和俄国签署了贸易条约，建立了一系列边境贸易城镇，开辟俄国市场。

　　只要内陆贸易存在，汉口作为大顺内地运河、长江、汉水的一个交汇点，它作为商品集散中心的地位就不会削弱。

　　三镇在世祖朝中期合并为武汉府，经济政治的地位就又上升了。

　　虽然湖北士人一直谋求推动武汉建京，使其成为东京开封、兴京长安、北京北平以外又一个陪都。

　　但这可是延安、金陵、上海、苏州、广州、江户和昭南，都没有谋求到的地位。

　　武汉最终没能设京，也不足为怪，但它作为顺朝内陆交通网的一大中心，经济繁荣，规模是不下于开封的。

　　所以在当时，也就是世祖朝，大顺的一线城市应该说是“东金北汉”，兴京长安都要稍逊一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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