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也都可以畅通无阻了，而且整个河道也更深更阔了，沿着河道的两侧，不远的地方也都种上了成排成排的杨数、柳树，在三月四月之际，成了运河两岸令人赏心悦目的一道风景。

　　雇上一艘小船，在大运河上晓行夜宿之间，颇有柳三变的那种“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的醉人感觉。

　　特别是春耕比北方要早上一个月左右的淮南各地，原本都是荒地草甸的运河两岸，现在也都挖沟修渠、大兴水利，使得两岸都成了水旱不惧的沃野良田。

　　靠近运河两岸的荒地，因为之前归属不明，不确定到底是属于沿岸的府县，还是归属于漕运总督衙门，所以有不少地都是荒着。

　　袁可立上任漕运总督之后，因为有了崇祯皇帝整顿漕务、募民屯垦的明确旨意，先是从自己的老家睢阳卫，及其所在的归德府睢州、商丘等地，招募了一批本乡青壮乡丁，顺利地建起了漕运总督辖内直属总督本人提调的三千督标。

　　袁可立在明末的历史上无党无派，属于如今这位崇祯皇帝可以放心重用的人物之一。

　　当然了，因为与高攀龙同年，所以曾经上书为这位东林党的魁首说过话，但是究其根本，作为睢阳卫世袭百户之家出身的袁可立，与江南士林中出身地主豪商的东林分子，政治见解上，还是有着根本不同的。

　　在反对阉党弄权的问题上是同路人，但是在经世致用、治国安民方面，东林党的那几个大佬，根本没法与一贯注重实际、身体力行的袁可立相比。

　　如今这位崇祯皇帝对袁可立的充分放权和信任，让他本来就满肚子的军政方略终于有了大力施展的地方。

　　原本设立了用来制约漕运总督权力的四个巡漕御史，之前因为阉党案，杀头的杀头，罢官的罢官，全都没了。

　　而袁可立上任漕运总督之后，崇祯皇帝为了让他放手整顿漕运事务，所以也没有按照之前的制度，安排巡漕御史。

　　明朝的制度设计其实还是有颇多可取之处的，比如都察院里各道、各种监察御史的设置，除了主管各个行省吏治纠察的分省御史之外，还有巡盐御史、巡漕御史、巡城御史、巡按御史、巡边御史等等专管某种业务的监察御史。

　　就拿漕运来说吧，除了漕运总督的设置之外，有明一代还在淮安、济宁、天津、通州四个地方设置了专职的巡漕御史，一方面配合漕运总督管理漕运事务，另一方面则是监督纠察包括漕运总督所有漕运官员们的一举一动。

　　这种权力的分散与制衡，在正常情况下是非常必要的，毕竟漕运对于迁都北京的大明王朝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而漕运总督的实际权力又非常大，没有一定的相互制约，皇帝和朝廷是不会放心的。

　　但是现在却不是什么事情都可以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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