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最后想来想去，他还是放弃了此时的出行，改由孙承宗带着人马替自己前去。

　　毕竟在这个时代的多数人眼里，长城以北都是苦寒蛮荒之地，是各种野蛮民族游牧和出没的地方，皇帝去那里就等于是将自己置身于险地。

　　事实上当然不是如此，后世的冀北、东北和内蒙，都是人口稠密，商贸繁盛，工农业发达的地方，虽然冬季严寒，但是每年的四月到十月，还是非常适合生活和居住的地方。

　　而在十七世纪的这个时候，这些地区的环境，还没有遭受到任何的污染和破坏，也没有伐木业、工矿业的过度开发，单论自然环境的话，肯定是要比关内的许多地方，至少比山西、陕西、河南、山东这些连年大旱的地方，要更加适宜生存和居住。

　　不过，在崇祯皇帝的后宫之中，也只有兰妃海兰珠一个人会认同皇帝的想法，其他人完全局限在自己的眼界里，即使皇帝苦口婆心地对她们说起这些地方的风景怡人、土地肥沃，以及“棒打狍子瓢舀鱼”的情景，她们也无法理解。

　　无法理解的，还有许多没有到过关外的朝臣们。

　　十六世纪、十七世纪的大明朝，之所以错失了大航海时代千载难逢的良机，固然有大明朝是大陆国家以及农耕文明所具有的那种保守性格，但是也与大明朝的朝臣们眼界不够开阔有着很大的关系。

　　眼界不开阔，见识就不行，就总是局限在大明朝的内部，甚至只是局限在朝堂之上，为了一点蝇头小利而斗来斗去，把大多数人的聪明才智都浪费在内耗上面了。

　　这个问题从张溥和李信两个人跟着姜曰广出使朝鲜之后的表现来看，就显得非常鲜明了。

　　李信自然不用说了，在原本的历史上，基本上是把自己的聪明才智全都用在了辅佐李自成埋葬大明朝的“事业”上了，他对李自成大顺军的贡献越大，自然对华夏文明的伤害也就越大。

　　这一世，他在崇祯元年的恩科之中被录取为进士，然后又被皇帝钦点为中书舍人，眼界与过去自然是大为不同。

　　在与崇祯皇帝的接触之中，在对大明朝政的观察之中，同时也从崇祯皇帝多次到军机处和武英殿中的谈话之中，李信的眼光也早就从大明朝治下士绅阶层与佃农阶层的压迫与反抗上面，提升到了大明朝与后金国的战争上面了。

　　这个层面显然要比大明内部士绅与佃农之间的压迫和反抗，要更加宏大，也更值得为之奋斗。

　　毕竟在这个时空之中，此时大明朝与塞北的蒙古诸部，以及与辽东的建虏后金国之间的斗争有着华夷之辩的背景，是汉人与蒙古鞑子以及女真鞑子之间的斗争，也就是说，是文明与野蛮之间的斗争，这样的格局岂不是比局限在内地，纠结于无地农民与士绅地主之间的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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