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人的弹劾。

　　这份弹章，经李邦华转呈给了通政司，然后被通政司报到了内阁。

　　张宗衡在弹章之中陈述的情形，令朝堂之上一些自诩清流的御史言官们，终于找到了一个刷存在刷声望的突破口。

　　如今官军在剿贼作战中的大捷，京师的朝堂上似乎已经听惯了，已经不再像之前那样，会为了前线的每一次胜利而激动不已。

　　好像胜利已经不是新闻，而洪承畴这种杀俘杀降的“恶行”，反而更吸引朝野的眼球了。

　　以往，通政司转呈给内阁的任何奏疏，以及皇帝通过内阁发给各地的任何旨意，六科廊和都察院都是有权查阅与议论的。

　　如今，制度有所变化，凡是涉及军务的奏疏，都是由通政司直呈军机处，若是皇帝不批转给内阁，那么连内阁都无权过问，更别说是六科廊了。

　　皇帝若是不公开，他们根本不知道山西前线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儿，就是想插嘴议论军务，也没有机会。

　　但是这一次，张宗衡弹劾洪承畴滥杀俘虏的奏折，走的却是通政司到内阁的这条线。

　　内阁票拟给司礼监转呈皇帝的同时，六科和都察院都是可以看到的，而崇祯皇帝放出来的风向，也使得朝中清流积攒了已久的对于军务的“关心”，瞬间就喷涌而出了。

　　第二天，对于山西前线的封赏还没有议论出个章程来的时候，大理寺卿刘宗周、右佥都御史刘鸿训、陕西道监察御史马鸣世，以及兵科都给事中王廷试四人弹劾洪承畴滥杀无辜、有伤圣德的奏章，就送到了崇祯皇帝的面前。

　　连带着李邦华都落了一个处事宽纵、约束不力的“罪名”。

　　崇祯皇帝以前曾经亲发圣谕，不允许御史言官们没有证据就风闻言事，效果不错，朝中清静不少。

　　然而如今，张宗衡的弹章证据确凿，刘宗周、刘鸿训、马鸣世、王廷试四人的弹章，也就不能算是没有证据了。

　　此时的马鸣世和王廷试两人，还都属于小角色，崇祯皇帝完全可以不在乎，但是对大理寺卿刘宗周和右佥都御史刘鸿训这两个人，他却不能等闲视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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