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喀喇沁人聚居的乌兰哈达城（后世内蒙赤峰）以外，大明军队北上科尔沁的前哨之一了。
将出身北直隶本地的孙承宗封一个宁城伯的爵位，绝对有利于将来调动起这些人将目光投向北方的积极性。
而这一次，孙承宗看似没有弄出多大的动静，没有斩获多少建虏的首级，但是去年以来对蓟镇边外的经营，却也正是黄台吉不敢再从此地南下的原因。
正所谓善战者无赫赫之功，说的正是类似这样的情形。
如今的这位崇祯皇帝当然也知道后世对于孙承宗的评价，知道许多人认为，正是孙承宗一再主张在辽东修筑大量的城堡和坚固的工事，耗费了大明朝廷大量的物力财力，使得辽饷一增再增，最终才拖垮了大明朝的财政。
当时的确还有一种与孙承宗的主张截然不同的战略思路，那就是王化贞、王在晋等人的主张。
也就是放弃山海关外的全部土地，让辽东镇的军队退守山海关防御。
这样做，一来不用在辽西走廊大建城堡工事，减少财政压力，二来可以聚拢兵力，以重兵守卫山海关，然后引得敌人来攻，明军以逸待劳。
这也是一个思路。
只是这个思路不太符合大明朝的脾性，也不符合大明朝君臣朝野的脾性。
现在很难说这两种思路到底哪个更好。
也因此，如今这位崇祯皇帝既没有让当年执行孙承宗战略最坚决的袁崇焕去辽东，也没有让呼声很高的孙承宗本人，去主持在辽东对阵建虏的事情。
这倒不是因为孙承宗筑城守土的战略不对，而是如今的这位崇祯皇帝觉得这个战略用错了地方。
明军在大凌河以北和以东增筑城池，几乎必然要引起建虏后金国的反应与进攻。
然而这个问题放在蓟北边外之后就不存在了。
要占领和守住一个地方，就一定要有一定数量的驻军，而要有驻军就一定要有城堡。
这个思路有问题吗？没有问题。
特别是对于地广人稀而且汉人比较少的地方，比如塞北草原。
你不筑城防守，这些地方是守不住的，即便是一时守住了，早晚还是会丢掉的。
这也是为什么崇祯皇帝痛快地接受了张惟贤的提议，封孙承宗为一等伯，并且将其封为一等宁城伯的原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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